双疾记：梅毒、癔症和精神疾病的漫漫治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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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Anne Harrington
回顾梅毒和癔症的历史，Anne Harrington发现躯体和精神已不再能清晰地分隔开了。
《大脑是如何失去理智的：性、癔症和精神疾病之谜》
艾伦·罗珀和布莱恩·伯勒尔
企鹅出版集团（2019）
无论是神经病学还是精神病学，都难以处理那些分类不明的疾病。神经科医生主要治疗特征明确的生理性疾病，如亨廷顿舞蹈病。但有时他们也治疗一些“中间”疾病，如图雷特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不自主发声或运动），有时也会有躯体症状明显但最终被诊断为纯精神性疾病的患者。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则认为一切精神疾病都有其生物学基础。但他们也坚信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非常重要，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患者恢复理智，而不仅仅是修复大脑结构功能。
十九世纪的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右四）在巴黎比提耶-萨尔贝提耶尔医院与大家讨论一名被诊断罹患癔症的病人。
来源: Pierre André A. Brouillet/ Wellcome Collection (CC BY 4.0)
这两个学科似乎有很多共同话题。但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几乎是“零交流”。为什么会这样？这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神经学家艾伦·罗珀（Allan Ropper）和作家-数学家布莱恩·伯勒尔（Brian Burrell）将他们的思索写成了一本书——《大脑是如何失去理智的》，在书中，他们通过探索两段通常被割裂开的医学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其中一段是关于神经梅毒，这是性传播疾病梅毒的一种晚期表现；另一段则围绕癔症，癔症患者往往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表现出一系列生理症状。
在十九世纪，神经梅毒是精神病学中最普遍也是最致命的退行性精神疾病之一，被称为麻痹性痴呆。早年的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往往是因为遗传不良、“性格软弱”或道德败坏造成的。这种认知直到1913年才发生改变，当时正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工作的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Hideyo Noguchi）在全身瘫痪的死者的大脑中发现了梅毒螺旋体——一种导致梅毒的螺旋形细菌。根据症状可以判定当时精神病院中多达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因感染梅毒而发病的（A. M. Brandt Science 239,375-380; 1988）。
癔症（又称歇斯底里）最初被认为是一种仅影响女性的妇科疾病。19世纪著名的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通过观察研究，提出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他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症状有部分发作的瘫痪、抽搐、视力障碍和痉挛，看起来当然很像神经系统疾病。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沙可的反对者，甚至是他以前的一些忠实的学生（包括在婴儿身上发现巴宾斯基反射（Babinski reflex）的约瑟夫·巴宾斯基（Joseph Babinski））得出的结论是，癔症是一种假神经疾病——病因是精神压力，而表现却是神经症状。巴宾斯基甚至提议将这种疾病更名为“暗示病（pithiatism）”：通过有针对性的诱导或疏解能够诱发或缓解的疾病。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那样，癔症被证明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疾病，让患者表现出类似神经系统疾患的症状”。而神经梅毒却是一种“可以产生精神疾病症状的大脑疾病”。
1890年的“电疗带”广告，声称能治愈从神经过敏到风湿病等各种疾患，但实际上却毫无效果。
来源: Wellcome Collection (CC BY 4.0)
《大脑是如何失去理智的》提到，癔症被归类于精神疾患为我们带来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他的精神分析新理论。但它最终也导致了战后新弗洛伊德学派自负的论断：一切问题行为，即便没有任何疾病基础，也应当被归类于医学范畴。尽管从精神角度解释癔症最终改变了精神病学领域，但实际上神经科医生仍在大量救治那些上一代人所谓的癔症患者。作者告诉我们，即便在当今时代，神经科仍有多达30%的病例无法找到可靠的生理学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领域现在似乎也不比沙可时代进步了多少。
发现全身麻痹是性传播疾病引起的症状之一，激发了后代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他们开始着手进行一项到目前为止仍基本上没有太大进展的任务——寻找其他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正如作者提到的那样，后来人们才意识到神经梅毒“并非是那些明显与前额和颞叶区域感染或炎症无关的疾病可以借鉴的模型”。
虽然神经梅毒和癔症的历史通常被看做是两段相互独立的，但罗珀和伯勒尔明确表示它们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如这两种疾病早期都被误认为是其它疾病，甚至是彼此误诊。部分梅毒病例几乎肯定被误诊为癔症，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性——及根深蒂固的关于性的焦虑——在这两种疾病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罗珀和伯勒尔认为这并非巧合。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恰恰也是梅毒流行的时代。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更多地关注被抑制的性幻想和创伤，因为对于患者而言，梅毒就似可耻可怕的幽灵笼罩着每一次性生活，好比“达摩克利斯之剑”。
最终，作者提出两段错综交错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双重遗产。神经梅毒的历史留下的是沉迷于过度还原论的倾向，而癔症的历史恰恰相反，鼓励了一种过度心理主义的倾向。精神病学和神经学的发展也都因此受到了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看到的大多数患者都受着他们所谓的“中间状态”的折磨——生理和心理造成的痛苦。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本书旨在呼吁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个领域修复裂痕、联合协作，对患者的病症做出正确的诊断。
《大脑是如何失去理智的》叙述历史时文笔微妙，常常能触动人心。作者特别关注患者的体验以及梅毒患者如何谈论他们的痛苦。书中偶尔会出现一些不准确的陈词滥调。譬如作者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曾“被认为是被邪灵上身”，直到十九世纪，“当医学科学把邪灵赶走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事实上，早在十六世纪，关于精神疾病的医学解读就已经和宗教、道德和超自然现象等多种理论并存了。（那个时代的医学解读主要参考体液理论，这种理论将身体和精神疾病归因于四种体液在体内的不平衡。）
罗珀和伯勒尔反复强调神经梅毒是精神病学的最早“名片”，是其“学科身份的核心”。他们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觉得他们有时过分夸大了神经梅毒在精神病学生物学思维的诞生中的重要性。神经梅毒确实很重要，但还有其他因素——解剖学研究、反射生理学、演化理论、毒理学和生物化学等——多年来一直推动着精神病学生物学的进步。
但终归瑕不掩瑜，撇开这些小小的缺点，《大脑是如何失去理智的》内容丰富、饱含同情心和热情，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它指出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过度生理或过度心理的简化论倾向，呼吁理论重建和学科和解。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为跨学科讨论和对话带来启发和契机。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247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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